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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阐释模式

日期:2017-07-12 19:07:56编辑作者: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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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1957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

摘  要:当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美学的复兴,这种复兴是与美学范式的转型相联系的。在世界范围内,以康德美学为基本框架的美学大厦在近三十年来开始崩塌,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体的新的美学范式开始生长。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美学界在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理论方法和核心范畴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模糊和混乱。针对这些问题从三个方面提出对当代美学理论阐释的基本设想。

关键词:当代美学基本问题;美学的转型;“反映论”反思;美学研究方法论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代美学”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混乱的理论概念。这种理论上的模糊和混乱造成对当代文学艺术的理解、对当代文学艺术意义的理论阐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因此,在理论上研究和阐释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厘清当代美学问题与当代批评形态的关系,就具有了理论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除了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因之外,有两个原因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当代美学概念的模糊和混乱:首先,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美学以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的形式被置于大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中。在中国,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学术上,美学成为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和跨国界的学科,美学的经验性与理论的普遍性的矛盾成为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自黑格尔美学体系的权威性被打破之后,这种理论困境犹为凸显出来。其次,美学的发展同时是一个文化地理学的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拓展,美学从欧洲传遍世界各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美学与艺术批评一直是通过文化改造社会的最强劲有力的理论形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美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主要来自欧洲的美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之后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理论框架,成为整个美学界思考和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工具,自八十年代以来,康德美学的阐释模式雄霸整个中国美学界。理论工具和理论模式与中国审美经验的矛盾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发展和中国美学的发展。

1 当代美学的理论范式出现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德国美学为核心,以法国理性主义美学和英国经验论美学为两翼的欧洲美学系统所构筑的理论大厦已经大部分坍塌,并且在继续坍塌。因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美学以及关于非欧洲美学理论重要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持续发展,美学的多元格局、非欧洲模式美学传统的重要性及其当代意义正在引起美学界和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的广泛重视。

美学的转型,或者说美学的当代复兴正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如果不抱理论偏见地看待近三十年美学的发展,那么,我们看到一种新的美学思维,一种新的关于社会生活和审美经验的审美认知模式正在静悄悄的发展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及其当代发展。随着人的问题以及文化问题重要性的突显,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早在“红色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苏联、欧洲和中国都开始了某种理论上的自觉。自卢卡契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德国、法国、英国、东欧和中国都获得了自己不同形式的发展。例如在前南斯拉夫,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以来,在哲学方面关于 “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讨论中,在艺术批评方面关于滑稽剧和现代派艺术的讨论中,发展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从不同的路径,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发展。这种新的美学观念和理论的发展,很自然地引起美学内部的某种危机,因此造成了当代美学理论的某种模糊和混乱。

作为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和认知模式,马克思主义美学比欧洲的现代主义美学更为复杂,它延伸至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实证性社会科学也较好地融合,并且与当代艺术实践有了一种结合,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美学的功能也正在发生某种变化。简单地说,美学在当代对现实生活的介入逐渐加深,当代美学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美学与当时的艺术事件相互结合。在此之前美学是艺术和文学的附庸,或者说阐释者。新的变化开启了美学与世界的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关系。对于当代美学研究而言,有两个变化是已经客观地发生了:首先,在当代理论中,美学研究的中心或者说重心已不再是艺术而是文化,当代美学讨论的中心已经逐渐从文学艺术转向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代美学在讨论艺术的时候,事实上是指向文化的。随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艺术化,当代美学的研究中心不可避免地指向文化,包括媒介、技术、地方性知识和时尚产业。由于文化的相对性以及过于宽泛的内涵,以文化研究为基本模式的当代美学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当代美学有没有共同的“基本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美学作为一般性的哲学理论的学理基础在什么地方?当代美学是否还存在着统一的审美标准和核心价值?其次,在当代美学研究中,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文化全球化状况下,同一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往往因为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理论上需要当代美学与艺术批评的直接结合,即在具体的语境中阐释艺术作品并研究和阐释美学理论的发展,离开具体的语境和艺术批评,当代美学很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论,从而丧失其应有的批判力量和文化建设的力量。因此,对于当代美学而言,用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去有效地解释和阐释当代艺术和文化现象,跨越艺术与文化产业之间的鸿沟和对立,正是当代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当代美学的关注所在。

美学问题的当代性不是一个物理时间上的概念。在学理上,美学的“当代性”主要指在文化经济时代,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或者说用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研究和阐释当代社会的美学问题,努力将当代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中新的积极因素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美学的维度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创造,或者说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文化中的创新性呈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一直积极回应社会现代化过程所提出的美学问题,对当代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了不同类型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建立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础上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生态文明及环境科学基础上的“生态美学”;以文化人类学为方法论的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以及对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现象的美学批判等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全面向“文化经济时代”转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基于中国当代审美经验、基于当代社会和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艺术现象和美学问题、基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实践、基于当代社会审美需要的“当代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需求,也是美学理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展开和落实:

(1)在文化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美学和艺术成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因。在当代美学多元化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强劲发展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当代美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以及当代艺术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努力在理论上确定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并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复杂形态以及它与当代批评的关系作出深入的研究,可望对当代价值重建,当代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当代批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对享乐主义文化的美学基础给予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澳]Peter Murphy and Eduardo de la Fuente: Aesthetic Capitalism Brill 出版公司, 2014.)

由于社会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西方社会相应的进入社会发展的“审美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美学和艺术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艺术以及艺术批评的评价不再是个人的情感和非功利的文化形式。在当代社会,审美评价和艺术批评成为人们表达平等意识,参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甚至包括改变文化治理方式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为当代美学的理论阐释和当代艺术批评提供理论基础。

(2)当代美学研究在本体论研究上的困境,于审美问题是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文化多样性的深入研究,当代美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美和艺术与一定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在多重语境叠合的情况下,审美对象的本体阐释及其理论意义的分析就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在当代中国的美学和艺术批评中,多重语境叠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与当代中国社会在生产方式层面是一种混合经济所有制,审美关系处在多种文化语境叠合着的状况之中这一客观现实相联系的。因此,有必要在当代美学问题研究中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审美制度的深入研究,在当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层面研究艺术的审美表达以及文化制度对审美活动的影响,从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当代艺术的复杂机制,以及艺术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机制作出理论的阐释。据此,当代美学会必须走出自律美学和他律美学相互对立的理论视野,成为既符合“美的规律”又具有改造社能力的现代形态的的理论学科。

(3)积极开展当代美学及艺术批评的形态和功能研究。当代艺术批评需要当代美学的支持,没有理论高度和价值判断的艺术批评只能沦为技术的说明或者市场的奴隶。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有赖于当代美学理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审美资本主义时代,艺术批评只有善于捕捉并把握人民大众的感觉结构,以及这种感觉结构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才能把当代艺术批评发展成为实现中华文化再创造,推动社会进步和变迁的强而有力的文化力量。艺术批评是艺术作品与文化共同体实现深层联系的桥梁,在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重要。(Aleš Erjavec, Aesthetic Revolution and Twentieth-Century Avant-Garde Movemen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考德威尔、卢卡契、本雅明、阿多诺、路易·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雅克·朗西埃等人的美学著作中,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此都有重要的论述。在当代社会,审美经验、艺术和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之后,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也由于当代艺术本身价值意义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美学和艺术批评的功能变得十分重要和关键了:当代艺术批评事实上是当代文学艺术(含当代先锋艺术)与广大人民大众审美启蒙并获得文化解放的重要中介。这一现实要求不仅对美学界和批评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和观念上的要求,也需要对当代批评在文化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作更进一步的认识。事实上,在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格局中,美学和艺术批评承担着引领公共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共同体的发育的重要作用,是共同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

2当代美学的“当代性”理论规定

建设一种新的公众文化,首先要从澄清流行和流传的各种“幻象”开始。2015年11月,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得批准立项,项目名称为“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文化经济时代和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美学出现了重要的转向,这就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这种转向是美学复兴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美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过程中,自20世纪三十年代“左联”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一直存在着“反映论”和“审美论”的理论斗争,反映论在学术形态上与专制政治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学术上和理论上是错误的,当代美学的当代性仍然是康德美学所提供的。启蒙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当代美学的基本主题。这里涉及许多的基本理论问题,现作简单分析。

首先,康德哲学和美学为基础的“审美论”并不是一个少女般纯洁的美学理论,它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密切联系的,对此,特里·伊格尔顿在1990年出版的《美学意识形态》、托尼·本尼特同年著作《文学之外》(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英]托尼·本尼特:《文学之外》,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已有很好的分析。把康德的“审美功利论”,“纯粹的形式等于自由”、“只有天才才能创作和理解真正的文学”等等作为当代美学和评价当代文学论争的理论基础,实在是学术观念的陈旧和理论上的幼稚。作为在欧洲启蒙时期美学上的代表性理论,康德的美学理论的确十分重要,它开启了从学理上认真研究美学问题的理论方向,为从启蒙主义美学至现代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范式。在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直接影响下,在欧洲和美洲发展起了英美“新批评”、“形式美学”的各种理论。但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大厦已经瓦解,在“文化经济时代”和“审美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中,康德在美学上论证的一系列“二律背反”均被现实的发展所冲垮。在一个全球化文化创意的时代,在全民创意性生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的时代,还抱着康德的“天才论”和“审美自由论”不放,认为只有康德理论才是美学的“正典”,颇有自我封闭嫌疑。

美学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它自然不应该是“宣传”,但也不是文学性的“比喻”,概念的准确、严谨、问题意识的学理基础都是任何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基本前提。把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同于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把研究文学反映论和审美反映论的学者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本身就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之上,只是正方和反方的区别,其思维的基本模式是“冷战思维”。我们知道,当代美学研究如果不走出这种二元对立性思维,是不可能得到实质性发展的,更不用说传达时代的良知了。

其次,在学术上怎样评价“文艺反映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艺界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反映论”在学理上来自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经过前苏联学者波格丹诺夫、毕达可夫等人的理论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在中国,从“左联”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这种理论的执行者;这种理论从1949年开始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走出反映论”。这是一个比较武断的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几个基本的理论事实:

(1)文艺反映论是西方文论和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的詹姆逊、齐泽克、伊格尔顿、朗西埃都是这一传统在的重要学者。前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和美学如果说有理论的缺乏和不足,主要也不在“文艺反映论”上面。此外,以卢卡契为理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文艺反映论,在西方文论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上都是有重要贡献的,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式和批评模式。如果说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个阶段的局限性,应该实事求是的分析。把文艺反映论污名化,甚至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同时又把康德的审美论奉为至高的真理,在理论上也许“创新”过度了。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是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文艺理论,对这一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合理性的批评在三四十年代的苏联就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都做过这一理论工作;在中国,“左联”时期的瞿秋白、胡风也都有过思考。对“文革”的思考也有“三中全会议”和陈涌、程代熙、林焕平等学者的理论工作,决不是80年代才开始的,这不符合学术史的基本事实。

(3)乌托邦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文化载体本身是欧洲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社会被动性地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乌托邦也以不同的形式传入中国,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表达方式。乌托邦本身在50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在当代社会,乌托邦有许多形态和变体,但好象没有“人格乌托邦”和“思维乌托邦”。乌托邦是十六世纪英国学者莫尔创造的词,指一个理想和完美的地方,虽然尚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但是是可能存在的。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该书的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即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分明是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描述。“人格乌托邦”和“思维乌托邦”并不存在于500年来的乌托邦家族谱系。

我们再来看从当代美学的角度怎样看待和评价“文艺反映论”和文艺学社会学。在特里·伊格尔顿和米尔恩教授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导言中,伊格尔顿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几种模式和发展过程,包括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学理论的关系。伊格尔顿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几种基本模式,以及各自在理论上的贡献。按历史的顺序分别是人类学模式,反映论模式、意识形态理论模式,以及文化研究模式,各种理论模式都是其理论合理性及其贡献,有自己的理论对象和任务。在当代美学理论的发展中,文艺反映论仍然在发展,以新的形态研究和解决当代的美学问题,例如关于审美认知模式的研究就是这种发展的形态之一。

有学者把建国之后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判定为均受“反映论”支配和影响,然后在1985年“方法论热”的背景下发生了转折,从反映论转向了“主体论”,在方法论上,则从哲学反映论转向了“文艺心理学”的情感本体论。因此认为,在1985之后,文艺心理学扮演了新时期文论新潮的主角。这一判断也颇武断。

文艺心理学是指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学艺术美学特征和社会意义的学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定影响,金开诚、鲁枢元、童庆炳都有专著和论文出版。但是,由于中国文艺学学界和美学界对心理学的了解和掌握比较肤浅,基本停留在普通心理学的知识的水平上,因此,在知识创新和学术拓展方面并无实质性的建树,更没有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发展的主潮。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创新性发展,在理论本体论方面有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在方法论层面有创新和发展的有“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在研究领域拓展的有“生态美学”,和“技术美学”等等,而文艺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美学都已成为过眼云烟。金开诚、童庆炳、鲁枢元都不再继续文艺心理学研究,黄海澄也不再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美学研究,当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并没有创建起来。

美学的当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其理论内涵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我们从雅克·朗西埃,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国际一流学者的研究都可以看到,用审美经验的改造、文化的改造来推动人类的更合理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审美活动来改造社会是一个主流趋势,文学、音乐、美术、电影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已经是当代生活的基本文化事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学的政治转向。

3当代美学理论阐释模式的基本设想

当代美学的基本目标是对20世纪末至今形成的文化经济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或称之为审美资本主义)提出的美学问题作出理论的思考。我们认为,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学领域表面的危机和混乱中,一种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成长。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它的表现形式又有某种差异,因此理论的多元化格局是正常的现象。我们课题组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在多元性、叠合性、滑动性的当代语境中探寻当代美学的“物质基础”。我们认为,在文化经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具体而言,从雷蒙德·威廉斯开创的把美学和文学问题放到社会系统中认识和把握的理论方法,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多重文化语境中的“滑动的审美意义”,通过对“感觉结构”的分析和阐释来分析和解释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理论上具有某种“优先性”。

其次,我们认为,在文化全球流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地方性审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性的密切关系,对当代文学艺术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代美学不可能忽视这种文化关系的制约作用。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而言,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注重分析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和呈现,对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审美表征机制以及审美认同的社会基础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论的审美人类学值得特别关注。

最后,当代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解构主义仍占主导的学术潮流和学术格局是一个充满着混乱和社会歧义的理论集市。我们认为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重申美学本体论作为一个美学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死亡和消失。二十世四十年代纪以来,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美学界先后讨论过“悲剧之死”、“乌托邦之死”、“作者之死”和“文学之死”,然而,如果我们不报偏见地放眼世界,文学艺术在现实的土壤中,在人民的生活里,在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支撑着人们的生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感觉结构”和“情感结构”。乌托邦冲动和文学艺术所牵引的“美学革命”仍然是人类向善、向往光明和自由、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得重要动力。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当代美学正在呼唤着美学的复兴。当然,原来的“理论创新”因为与当代人的感觉结构并不相符合,只能成为一个“石化”了的存在。

让我们从当代美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开始,从当代文学艺术的评论和分析入手,从对当代文学和美学的话语清理入手,从基本理论问题的是非辩证入手,开始对当代美学理论的建设,努力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自觉地结合到中国文化的再创造的过程中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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